当如今的文坛充斥着对一些作家作品的溢美几近肉麻之时，我们却从早年的清华校园文学刊物中，倾听到不少率真而不失品味的声音，这也许可以给今天的人们些许借鉴。
在1923年的《清华周刊·春假生活号》上，梁治华（梁实秋）同学在《南游杂感》中说，到上海遇到一些作家，谈到翻译错误，发现郑振铎将法国诗人翻译成英国评论家；沈雁冰将法文的“新”翻译成“小说”，居然还主持《小说月报》，对这些情况很不以为然。
同年，梁启超来清华演讲《文史学家性格及其预备》，很快地在《清华周刊》292期上刊登了王造时同学的评论《梁任公讲学的的态度和听讲的态度》，文章说：梁启超政治上落伍，若讲演带有政治色彩，那是我们不得不怀疑的；我们十二分欢迎梁先生讲学，我们又十二分畏惧梁先生讲政治——对于当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也并不全盘接收。
1925年，第342期的《清华周刊·书报评介》上发表文章《评胡适最近的诗》，说胡适最近写诗很少，大概是见了自己所提倡的新诗太烂了，使得文坛上“不管你是阿猫阿狗，只要把平民千字课本念完，便东一首西一首地做起诗来。”——这一观点确实触及到新诗初期显现的病症。当时清华的教授也常常直抒己见，一吐为快：1927年，白晖教授发表《近来的几篇小说》一文，认为茅盾的《幻灭》描写与分析是成功的，但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，太散漫无归，且前后不能一致。
对于徐志摩的评判，张露薇同学1932年发表的见解至今仍然有着可读性，《论徐志摩〈翡冷翠一夜〉》一文中有这样的话：一个东方情调的才子，由于个身经验的狭窄、生活情态的优裕，虽有一分半分天才，但经常未曾完成时代的任务，为时代抛弃了，成了一个短命的诗人；他知道人间有忧愁，但却只是希望忘却；他对于现实只有叹息，只有屈服。在叹息之外还带有一点浪漫主义者的金色的梦，他不理解宇宙，不理解人生，只是做着天国的幽梦，沉醉于个人主义的梦想……“诗的表面刻上了浅薄的哲学的花纹，这是徐志摩把哲理拖入诗行的手法。”——正值徐志摩遇难的时候，众人都在为他对诗坛贡献加以歌颂之时，这确实是“另外的声音”。余冠英同学在《纪念徐志摩先生》的文章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，徐志摩的诗歌有时不能深入，其《猛虎集》是退步的作品。
1927年经文学社团“终南社”的数次邀请，冰心女士来学校演讲《文人与社会》，接着，署名为“热血男士”的发表文章《听罢冰心女士的演讲》，说是听后失望得很，连“冰心”二字都不愿意谈了；认为“冰心要不是有‘女士’的尾巴，不见得会在文坛上享有这样的盛名；要是冰心在如今女士如鲫的时候才开始创作，也不一定会成为有名的女作家；她不过是时代造出来的，听讲演后更证实了。”署名“哈哈”的发表文章的题目是《冰心女士的演讲》，同样很不恭敬，他针对冰心演讲的几个方面一一论说其“欠精密、太笼统、太偏窄、太矫揉造作、有矛盾”等，几乎没有肯定的地方。下一期的《清华周刊》则有学生来信，认为这些杂感有谩骂性质，并不能代表清华师生的思想。
当时的清华校园的文学评论有多种声音，也有不少赞美的话语，但绝没有阿谀奉承的音调。我这里选取的只是一些与今天的论坛不怎么和谐的音响，有的甚至近于刻薄。尽管如此，这些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的文学史地位并没有因此受到动摇，相反，假如他们能够倾听这些声音，也许会引起警觉，进而完善自己。这有什么不可以呢？
没有发现被贬抑的作家与清华师生打官司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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